（一）王安石的墓
元祐元年（）闰二月，司马光拜相，新法废除殆尽。两个月后，王安石（字介甫）在江宁（今南京）去世，葬于蒋山（今钟山）“东三里”。王安石去世前，爱子王雱已先他而去，一生奋斗的变法事业几乎尽毁。他将半山园的宅第与上元县（在今江宁区）的田产裸捐给寺院，拖着老病之躯在城中赁屋而居，灰冷出世的心情可想而知。司马光认为朝廷仍应礼遇这位他多年前的好友，于是赠王安石太傅的官职，制书由苏轼撰写。但*治风向大变，也有人请朝廷赐王安石恶谥。社会上也有人吊唁、祭奠或撰诗文纪念王安石，毕竟身后冷清，“今日江湖从学者，人人讳道是门生”、“门前无爵罢张罗，元酒生刍亦不多”。
王安石字介甫，因封荆国公而称荆公，原籍抚州临川（今江西抚州）。他的父亲王益年卒于通判江宁任上，年葬于当地牛首山（将军山），年10月王安石父、兄的薄葬墓在别墅施工中意外发现，墓志也随之出土。出土的王益墓志作者是孙侔，但曾巩的文集中也保存着王益墓志，两篇墓志是王安石先后请曾巩、孙侔撰写的，王安石的文集中还保留着给孙侔的书信，信中交待了他对曾巩所撰墓志不满、请孙侔重写的缘由。
王安石将父亲葬于江宁，从此也定居于斯，去世后与弟安国、子雱葬于蒋山（钟山）。今天南京紫金山有明孝陵、中山陵、孙权墓等，王安石墓早已无处寻觅。王安石去世后，没有留下墓志铭、神道碑之类的传记资料，确切的葬地成了学界讨论的问题。“王荆公墓在建康蒋山东三里”的说法出自南宋人周煇的《清波杂志》，周必大的游记也可以佐证这个记载。明代沈德符的《万历野获编》记载，正德四年（），南京太监石岩为自己营建寿穴而“苦乏大砖”，听说近处古墓之砖“奇大”，便掘墓砖充用，结果挖到一块石碑，才知墓主“乃介甫也”。江西东乡县等地的王氏族谱则声称，因为朱元璋的旨意，王安石迁葬于金溪县月塘村，即王安石祖父的墓地，太监所掘是迁葬后的空墓，从此王安石的墓地成为一桩谜案。嘉靖二十五年（），临川知县应云鸑刻印《临川先生文集》时，很想在墓前祭拜王安石，结果没找着，想必当时还没有金溪县的所谓王安石墓。至于民国时期有指麒麟门发现王安石墓，只能算南京人民的一种情怀吧。
无论如何，今天已无王安石墓冢可寻。
（二）王安石的祠
历史上，江西抚州与浙江鄞县都有王安石祠庙。
天禧五年（），父亲王益任临江军（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）判官，十一月十三日，王安石出生于父亲的任所，后人称之“维崧堂”。“维崧堂”在明清时期的清江县志均有记载，今天临江镇最壮观的古建筑县前街的大观楼，即宋代以来临江军、路、府署的谯楼，维崧楼则在今天当地的旅游规划中偶有再现。
王安石十余岁时，曾在临川县盐埠岭（今抚州市临川区荆公路邓家巷3号）祖居住过几年。当时祖父王用之去世，王安石随父丁忧。王安石去世后，新法在哲宗、徽宗亲*时恢复，*和三年（）还被宋徽宗追封为舒王。在此之前的崇宁五年（），知抚州田登将王安石故居改为祠堂，宣和年间重建，南宋绍兴年间修了一次，淳熙十五年（）知州钱象祖再次重建，并请陆九渊撰记即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》。这篇著名的记文对王安石的称赞可以总结为超凡脱俗、冰清玉洁、优入圣域、光彩照人。此后至年最后一次重建，王安石祠时兴时废，然后于年被日机炸毁，年被彻底毁除，仅剩石匾半块（有“荆国”二字）。年11月，抚州市规划重建祠堂，以迎接王安石千年诞辰。因此今天的抚州市也是无处觅荆公，除了年修建的竖有3米多高塑像的王安石纪念馆。
王安石最早的祠堂出现在熙宁变法之前。庆历七年至皇祐二年（-），王安石知鄞县，在任时做了很多实事，特别是修水利、兴学校。嘉祐六年（），王安石在京任官，鄞县“乡民父老思之”，知明州钱公辅便在广利寺（即阿育王寺）内为“立生祠图像，以顺鄞人之心焉”。该祠庙清乾隆年间尚存，光绪年间已废，今无迹可寻。
姜勇博士为编撰《王安石鄞县图鉴》，曾实地考察了王安石知鄞县时的“经游之地”、“兴造之迹”及“邑人之思”。“邑人之思”指鄞县人民对王安石的纪念，除广利寺内，鄞县另有六处王安石祠庙。姜勇认为，文献记载魏家巷东的王安石祠也是钱公辅所建，后经反复，明末清初演变为民间俗称的“实圣庙”。实圣庙毁于雍正年间，据袁枚记载，当时的浙江督抚李卫“闻鄞县有王安石祠，大怒，严檄毁烧”。实圣庙后来又有重建，民国时曾用作慈善机构，建国后仍存于开明街，近年城市改造，旧址已不复见。王安石去世后，鄞县又建经纶阁奉祀王安石，经纶阁也时兴时废，屡次迁址，民国时期曾划归县东镇镇公所，今旧址也不存。
除以上三种官立祠庙，民间祠庙又有四种。一是紫石庙，在王安石所修穿山附近，原在紫石山下而得名，现紫石村已重建新庙，庙内设王安石纪念馆，并祭祀修建穿山时牺牲的两位水师。二是福应庙，在东钱湖东畔菊岛内，沿湖居民为纪念王安石兴修东钱湖水利而建，创建时间不详，或在南宋，现在所见则是年当地民众另修。三是灵佑庙，在东钱湖镇下水岙绿野村西一公里处，始于清代，年代曾重修，现建筑损毁严重，有待修缮。四是忠应庙，在东钱湖镇下水村，始于清代，民国时仍有庙会活动，曾被改为食堂、仓库、工厂、牛舍。年忠应庙重建为四合院建筑，沙孟海题匾“王安石纪念馆”，有王安石画像及彩塑等。由此看来，这几处民间祠庙比官府所建王安石祠更有生命力，今天宁波市*府兴建的王安石纪念场所，则有东钱湖西岩湖滨西路的王安石公园，以及穿山的王安石纪念亭。
忠应庙
王安石纪念馆
鄞县忠应庙（摄于年6月9日）
除了鄞县，王安石也在扬州、舒州（今安徽安庆）、常州等地任官。通判舒州时曾有诗题寺壁，今无存；安庆天柱山景区众多摩崖中，偶有后人题刻的王安石诗句；常州倒有半山亭，原在县衙前惠民桥西北堍码头，现亭已拆，年又另建于红梅公园。
宋代流传至今的王安石遗迹，几乎无一保留。
（三）半山园
范仲淹的岳阳楼，韩琦的昼锦堂，欧阳修的醉翁亭，王安石的半山园，都有特定的文学意境。半山园本是金陵城外一片叫白塘的荒地，王安石在此营建的园林，以为归老隐居之计，“老来厌世语，深卧塞门窦”（《示元度》）。半山园附近有一土墩，传说东晋谢安与王羲之曾经登眺，王安石因此作诗“我名公字偶相同，我屋公墩在眼中”，“一去可怜终不返，暮年垂泪对桓伊”（《谢安墩》）。当然，半山园的意境，应该定格于王安石骑驴进钟山的孤老身影，“天厩赐驹龙化去，谩容小蹇载闲身”（《马死》），所谓落拓，不过如此。
南京定林山庄王安石诗碑（摄于年3月15日）
今天南京市还保存着作为王安石故居的半山园，这是年由海军指挥学院修建的纪念性建筑，现有三进宅院及半山亭，宅院有王安石的书房与卧室，以合故居之意。其实王安石一场病后，将半山宅园捐舍建寺，宋神宗赐额“报宁禅寺”，也即半山寺。明初修筑南京城墙，半山寺被圈入城内，又因靠近皇城而遭废弃。清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一度重建半山寺及半山亭，咸丰年间又毁于兵火。同治时再次重建，直到民国时期改为半山园小学，年后则划归海军指挥学院。海军指挥学院属于军事重地，年3月往南京大学参会，曾请教历史学院于磊老师半山园是否开放，于老师多方联系，终究未能成行。
虽然无缘半山园，南京寻访荆公的兴致并未衰减，同往南大开会的周扬波教授相约往定林山庄一游。定林山庄现在明孝陵景区内，游览此地需购70元的陵园门票。如今这里被改建为刘勰与文心雕龙纪念馆，但据学者考证，与刘勰有关的定林寺或在钟山的另一处。现在的定林山庄被认定为宋代定林庵的遗址，是因为年在此发现陆游的摩崖题刻“乾道乙酉七月四日笠泽陆务观冒大雨独游定林”。王安石居半山园时，常往钟山游览，倦时便在定林庵休息，后来还在庵内建书房号称“昭文斋”，今天定林山庄废弃的游客服务部有米芾体的“昭文斋”匾额，院内墙上也有今人题写的王安石诗碑，首进屋宇的楹联也是王安石的《游钟山》诗句“终日看山不厌山，买山终待老山间。山花落尽山长在，山水空流山自闲”。可惜心心念念的陆游摩崖无处可寻，管理员也说不知所踪。与周教授浮游半日，在六朝北郊坛遗址休憩时，聊起在浙大念研究生的岁月、湖州寻宋以及后来调动工作种种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南京定林山庄
王安石《游钟山》诗楹联
昭文斋匾
六朝北郊坛遗址
（四）木兰陂
熙宁变法，最受争议的青苗法、募役法，很难留下什么物质遗存。而农田水利法号称影响巨大，“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，古陂废堰，悉务兴复”。据记载，王安石执*期间，全国兴修或修复农田水利10,处，溉田,顷，当时水利设施的遗迹理应遍布全国。今天可以寻访到熙宁年间最宏伟的水利工程，当数今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上的木兰陂。
唐代以前，今莆田市所处的兴化平原是一片海湾。在河海堆积、冲击及人工围垦的共同作用下，唐宋时期这里逐步形成了福建省内的第三大平原，但深受洪涝、干旱、潮灾的危害。宋代以来，当地民众不断尝试兴修水利，防弊兴利。木兰陂水利工程规模宏大，由陂首枢纽、沟渠、堤防三部分组成，具有排水、蓄水、引水、档水、灌溉等综合功能。修建时，先开挖水道，引水入流，上下筑坝，排空积水，在溪水、海水交汇下再挖掘一丈，垒巨石为基础，在其上构建石梁，竖石柱，分三十二门（后存二十九门）。这就是陂首的核心工程溢流堰闸。堰闸两岸则筑护陂长堤，全长二百余米，又建南、北进水闸一座，分别接引水渠，灌溉木兰溪两岸兴化平原。
木兰溪卫星图（google地图截图）
木兰陂（摄于年9月30日）
木兰陂溢流堰闸（摄于年9月30日）
木兰陂修成于熙宁八年至元丰六年（-），陂顶铺条石，行走其间，观赏湍急水流，深感水利工程的磅礴气势才是熙宁变法的终极遗存。不过木兰陂并非王安石主持修建的工程，亦非官府投资兴建的产物，而是当地民众才智勤勇的结晶。最早在木兰溪筑陂的是一位女子，长乐（今福州长乐区）人钱四娘。治平四年（），钱四娘携“金大如斗”开始在木兰溪将军岩筑陂，因据上流，陂体为“怒涛冲坏”，钱四娘愤而投水，莆田民众建香山宫纪念，相关传说至今流传不绝。此后林从世感念同乡钱四娘的事迹，以资十万缗在木兰溪下游重筑陂体，不过由于接近入海口，因海水倒灌而毁。
在钱四娘、林从世之后，才有熙宁年间侯官人李宏修木兰陂的壮举。李宏的成功，一是吸取教训，在林从世筑陂稍上建陂，选址合适，可以防止海水冲击。二是得到莆田大户资金上的大力支持。虽然李宏的家族“世雄与财”，但仍无力独自承担建陂的巨额支出，幸得莆田大户十四家出资七十万缗筑成新陂。三是采用了当时先进的“筏型基础”技术，即在江底抛掷大量石块筑成相当宽的江底矮石堤作为建桥基础，筑坡基址宽达三十五尺（约10米）。据说最早采用这种技术是皇祐五年（）泉州洛阳桥（万安桥）的施工中，蔡襄出知泉州时，曾在《万安渡石桥记》中记载这种“垒趾于渊”的技术。
泉州洛阳桥（摄于年12月30日）
洛阳桥碑刻（摄于年12月30日）
木兰陂的建成与熙宁变法又有何关系呢？当地文献记载，徽宗时代的宰相蔡京、蔡卞兄弟是福建莆田人，熙宁年间也在朝中为官，“念梓里之横流”，请求宋神宗“下诏募筑陂者”，李宏因此欣然应诏，才有了后来的壮举。问题是木兰陂在熙宁八年（）已经开工，蔡京熙宁九年（）才到中央任职，之前只是一名地方小官，对宋神宗应该毫无影响力可言。不过木兰陂的兴建与熙宁二年（）颁行的农田水利法未必没有关系，农田水利法又称“农田利害条约”，其内容除了要求地方*府资助、领导兴修水利之外，同样通过奖励的方式鼓励民间力量参与，“诸色人能出财力、纠众户、创修兴复农田水利，经久便民，当议随功利多少酬奖，其出财颇多、兴利至大者，即量才录用”，李宏及十四大户出巨资建陂应该与新法激励有关。木兰陂上游七公里处有熙宁桥，今石桥仍存，但桥面改造成现代公路桥，传说该桥即建木兰陂民众为纪念熙宁农田水利法而兴建并命名。
木兰陂与熙宁变法更直接的关系体现在元丰年间形成的陂田制度，这也可以理解为朝廷承诺奖励民间兴修水利的兑现。木兰陂获得巨大的成功，修建过程中，知兴化军谢履就向朝廷报告并请求将修垦塘田赐给十四大户，结果宋神宗拔塘田亩给修陂者，免其赋役作为维护木兰陂的基金。这就是陂田制度的起源，为木兰陂的长期有效运作提供了极佳的管理机制。
农田水利法作为熙宁变法最成功的部分，与其说是伟大人物的伟大构想，不如说是顺应民众的切身需求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支持。荆公虽然晚境凄凉，若知人间尚有木兰陂，庶无憾乎！